他有过很多次机会可以成为国家公职人员，自与电影结缘后，面对抉择时，毅然跟着自己的内心走，选择自己喜欢的、所爱的。用他自己的话讲就是“电影，是我一生中最愉快最欣慰最难忘的事业！”
一路走来，他与他的电影队获得多种荣誉，在2005年，南江乡放映队被中宣部、文化部评为优秀放映队，他也被评为先进个人。他就是江西省遂川县南江乡南江村南江组的罗喜生。
近日，笔者跟随他放映的脚步，走进了这位大山深处放映人的内心世界，聆听他的故事。
与电影“一见钟情”
1975年，罗喜生左安中学毕业后，就在村里的生产大队挣工分。后来，南江乡镇府需要办事人员，乡委书记叫罗喜生去乡镇府上班。那年正赶上电影体制改革，乡镇府将电影承包出去，需要有一定文化水平的人来承包。
“当时，我心里就感到有种神奇的力量促使我要去报名。”罗喜生说，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去竞争，没想到竟然胜出了。为了能更好的放电影，罗喜生前往五江进行紧张而严格地培训，经过一个月的学习，顺利拿到电影放映执照，回到家乡为当地群众放电影。
“从培训回来后，我就发现自己喜欢上了电影。”在八十年代，电影非常火，那时候前来观看电影可以说是人山人海，一场电影放下来，全村1000多口人，几乎全部都来观看，有的为了看一场电影跋山涉水，摸黑步行三两个小时。“有这样的观众支持，我放起电影来更是有劲。”
80年代是胶片机，放起来很繁琐，放一部电影要好几个胶片，一个胶片有30多斤重，一部电影，光胶片就有上百斤重，放映时还要带一个发电机，配带汽油和放映机，一起近200斤重。那时，还没有公路，完全靠人用肩挑上背扛。放一场电影要提前跟当地的行政村负责人打招呼，让他们组好放映前的宣传工作，免得放映了没人看，不过在那个年代只要发电机一响，观众就从四面八方赶来，老早就把放映的周围围得严严实实。说到这些的时候，罗喜生脸上泛着幸福的微笑。
“我第一次放电影时，还是有点紧张的。”罗喜生掩饰不住脸上的喜悦。放电影是个细致活，一旦哪根线，或者那部胶片顺序搞错了都会出现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，所以在放映的时候必须要仔细认真，不能出一点差错，否则就会付出烧掉放映机、引起观众起哄、甚至是更加严重的代价。
那些事“心有余悸”
1987年，是罗喜生放电影以来最红火的一年，也是最艰辛的一年。
他介绍说，那年将近年关，把放映设备从南江乡用肩挑着穿过羊肠小道，步行20余华里抵达樟溪村放电影，当天晚上放完电影，收拾行当打道回府，已是晚上10点多了，当他与同伴走到南洞村的时候，天气突然骤变，瞬间寒风凛冽，天刹那间就暗得吓人。罗喜生眼看情形不对，怎么突然这么冷这么阴沉？就在他心里还在揣摩时，天下起了鹅毛大雪。大晚上，黑灯瞎火的，寸步难行，只好就地宿营，幸运的是，他们在附近找到了一个烧瓦的窑洞。于是，他们就钻进了窑洞，捡了些柴，生起火来取暖。第二天天刚亮，他挑着放映设备，踩着沙沙作响的积雪，深一脚浅一脚地回到家。
“那次，真得太危险了，险些就把放映设备给摔坏了。”他去南屏村放电影，刚好碰到在修通往南屏村的公路。他骑着摩托车，载着设备风风火火地赶往南屏村，放完电影，回家时已是23点了。
在回来的路上，一辆挖掘机停在靠墙体的一边，空出不到一米宽的外边缘，大晚上，视线不好，没看清那路面的土质，罗喜生骑着摩托车就走，就在他经过的那刹那，摩托车边走，路就边塌。没有躲闪及时，摩托车后轮被陷阱了泥坑里。他下车放眼向下望去，黑乎乎的一片，壮着胆子将设备卸下来，推出摩托车，再次捆绑好，回家。“第二天，我回去一看，下面是悬崖峭壁，如果昨晚掉下去了，后果不堪设想。”
自从送电影下乡以来，罗喜生负责汤湖和南江两个乡镇的电影放映工作，每年都要为群众播放上百场电影。“做放电影这一行，都是晚上工作，凌晨一两到家是家常便饭的事。有过那几次经历之后，心里多少有些害怕，尤其是在深夜一个人在路上走。不过一想到电影，这所有的恐惧，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了。”
电影的“高低起伏”
“那时候，连续三天，每天都放四场电影，那才叫过瘾呢！”罗喜生介绍，第一次引进武打片《少林寺》，每场都被人挤得满满的，那时电影票才两三毛钱一张，一天下来也可以收到五六百的门票费。
记忆深刻的是放《妈妈再爱我一次》这部电影时，自电影消息传播出后，就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，该片子持续放映了一个星期，每天都要放三四场，场场都“人满为患”，播放期间，随着剧情的深入，可以清晰地听到观众哭泣的声音，到最后剧场里抽泣声一片，走出电影剧场门时，个个都红着眼圈，都被影片的内容感染感动了。
“电影在80年代异常火爆，到90年代开始下滑；到2006年，电影产业发生巨大变革。”2006年之前是用胶片，之后是数字电影，用卡播放，比较轻，不用发电机，不用换胶片，方便，画质连贯清晰，储存量大。罗喜生到吉安通过培训后，取得了数字电影放映技术资格证，持证上岗。
“电视、网络就像肥肉，吃多了也想换换口味，看看电影，像《刘三姐》这样接地气的电影。”罗喜生抓住乡村讨亲嫁女、祝寿、办喜事等人群聚集的时候前往放电影，让更多的人享受观看电影的快乐。
罗喜生的妻子抱怨道：“你就跟电影过去吧！”每当听到抱怨时，他都会耐心沟通，说：“这个工作，牺牲的是我们一家人团聚的时光，给其他各家各户带来了快乐，也是件好事啊！”
罗喜生说，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初，每年从大年初一至元宵节，基本上都天天放电影，那时候老老少少都在家。罗喜生就为当地群众送去“致富经”。播放《大棚蔬菜》《养鱼》《怎样种植金桔》等科教片，一些年轻的小伙，敢拼敢闯的，就活学活用，不出去外面打工了，选择在家乡创业。近些年，在罗喜生的家乡涌现出了年出栏百头生猪户十一户，年出栏鸡鸭百羽近百户，金桔油茶产量年年攀升，农民的生活得到极大的改善。村里的生猪养殖户邓先生说：“电影队是我们的老师，是电影引导我们走上致富路。”
“这些年来，我们一直本着服务农民的思想，确定深入村组放映为主，圩镇放映为辅的原则。”将穿梭于全乡的崇山峻岭，把电影办成流动影院，搬到农民家门口，以满足农民精神文化生活。
看到它的“与时俱进”
如今，电影是一种文化和一种精神。罗喜生说，他对电影产业充满了希望，认为电影将来一定会有很好的前景。
为了让更多的年轻人知道电影，喜欢电影。罗喜生在放映前好几天，就买来白纸，各种颜料，自己动手制作电影宣传海报，张贴在醒目位置，通过村委会通知群众前来观赏。通过播放实用性强的影片吸引观众。如宣讲农业故事、如何配用农药、怎样防火等专题片，对群众生活生产直接产生效应，深受群众喜欢。同时也将电影送到学校进行放映，根据学校的具体安排，学生的年龄阶段，选择播放影片，比如有关红色故事的优秀爱国主义教育影片，防溺水，防交通等科教安全影片，都得到学校师生的一致好评。
遂川县电影公司经理郭琳向笔者介绍，今天，电影产业在新兴媒体的冲击下，受到了不小的影响；但在国家政策正确的导向中，像惠民工程，让电影充满了生机与活力。在遂川县像罗喜生这样的老放映员还有好几个，他们是电影发展史的见证者。他们那代人对电影的热爱是无法比拟的，罗喜生60多岁了，身患腰椎盘突出还坚持放映，就像是一头放电影的“老黄牛”。
“我觉得电影很有希望，对电影有深的感情，也在享受这个过程，只要能放就一定坚持下去。”罗喜生自豪地说，只要电影还存在，他放不了了，就让他的小儿子继承，继续坚持放下去。
来源：遂川黄存平